北伐之后，大局底定，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长江下游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素来也是古琴流派最丰富、最有传统而富有生机的福地。有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传统，才有一批十九世纪末出生的新生代琴人渐渐活跃起来，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十年代中期，查阜西年逾不惑。他的前四十年过得极其跌宕：鼓动父亲参与改朝换代的起义、立誓为惨遭杀害的父亲报仇、在海军学校领导学潮被开除、追随孙中山建设空军、流落乡间养鸡养鸭、写文章翻译书、当中学教员、入基督教、秘密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共”时坐牢亡命、妻子背弃而去、写出中国民航的第一份规划书……此刻，昔日的热血青年终于安稳下来，平凡地担任着欧亚航空公司的秘书主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弹琴讲究师承。查阜西当然也有老师，但他的老师都不是名家，学到的只是一些琴歌。十三岁（一说为十四岁）开始学琴后，更多的是靠自己不断摸索。等到二十多岁上认识了更多的琴友，他才知道古琴的主流是独奏，最为琴人推崇的境界是“清微淡远”。他自小丰富的音乐生活给了他厚实的底蕴，曲折的经历给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心灵，甚至早早地就在日记里发誓，要“集诸家琴说，参以新知，辑为琴谱，以图振蔽起废”。他与琴友沈草农、彭祉卿、徐元白、张子谦、顾梅羹、徐立孙交流彼此擅弹的曲目，不断地提高琴艺。这时候，江南琴坛有所谓“浦东三杰”：彭渔歌、査潇湘、张龙翔，就是拿他们各自擅弹的名曲《渔歌》、《潇湘水云》、《龙翔操》来指代彭祉卿、查阜西、张子谦这三位杰出的琴人、笃厚的好友。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对琴人而言，游历南北，遍访琴友，仍非易事。二十世纪初，交通日渐发达，琴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也空前繁荣。民国之初，地方性的琴人结社形成一时风潮，跨地域的大型琴人集会也频繁起来。但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名宿王燕卿、王露，领袖杨时百、周庆云次第凋零，琴坛久已未有大型集会，各地琴社之间虽有偶发性的个人交流，却远不充分，门户之见也不免干扰琴人之间的关系。查阜西感到了“琴坛的寂寞”。
他曾经寄希望于将古琴引进北大的蔡元培，蔡元培答：“试过了。中乐是不行的，西乐已被肯定了。”当年与周庆云一同举办晨风庐琴会的报人史量才曾是狂热的古琴爱好者，查阜西要他“再振兴一下琴坛的寂寞”，史量才说：“救国要紧，音乐可以不搞了！”没多久他就死在特务的枪口下。
琴坛的寂寞终究还是由琴人们自己打破的。一九三五年重阳，查阜西的弟子庄剑丞邀请上海、苏州两地的琴友在苏州怡园举行雅集，会上彭祉卿首倡组织琴社，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响应。次年春，今虞琴社在苏州成立，很快又在上海成立分社。这是第一个容纳不同师承与流派的大型跨地域琴社，其核心人物便是“浦东三杰”与沈草农、吴景略、庄剑丞，而又以彭祉卿、查阜西为主导。
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今虞琴刊》刊有琴社成立一年多来活动的详细记录。他们联络琴友，交流琴学，每周有星集，每月有月集，参与者日众，几乎囊括了北京、四川、广东之外的大多数优秀琴人。同时，他们全国范围内征访的琴人、古琴信息，向琴人征求琴社资料、罕见琴谱、学术文章，开始编辑琴刊。今虞琴社虽处东南繁华地，甫一成立，却以开阔的格局与气势展现了新的面貌，影响迅速波及全国琴坛。作为这独一无二的泱泱大社的主持者，查阜西众望所归地成为南方琴坛的新一代领袖。
抗战爆发，烽火逼近江南，琴人的黄金年代结束了。很快沪、宁不保已成定局，国民政府开始内迁。仓皇之际，欧亚航空公司准备将全部器材向内地紧急转移，由查阜西主办。查阜西顾不上苏州的家人，径自上海飞西安，再转昆明；家人则自行逃难，流徙千里，南下会合。“中原板荡，乐坛星散”（查阜西《话眉坪记》），张子谦、吴景略等人在上海“孤岛”内坚持活动，苦苦支撑；查阜西、彭祉卿在西南一隅，却不期而然地身逢乱离造成的风云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