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爱分个高下，教授、研究院、博导、主编、首席学术带头人，学位、职称、官位，这些名誉、头衔和评价都是社会给予的，冠冕堂皇，熠熠生辉。但还有一种评价来自同行，王迪在琴学领域获得了比之显赫头衔更珍贵的口碑，这是她给同行带来信心和典范的反馈。试问：有多少获得了各种头衔的人能够拿得出《古琴曲集》《琴歌》等一大堆绝不是仅仅是编辑整理那么简单的厚重成果，连同一大批花费大量心血编辑的唱片以及时时被人传颂的录音制品。这类成果足以让许多人惭愧。历史毫无容情地把多数人视之如命、一时地的头衔和名声撇开，把另一种参照系拿到历史现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永远屹立的坐标!

        20 世纪 90 年代前，还没有头衔、学位等评价标准，社会把像王迪一样研究者们的知名度被控制在很难冒头的地平线之下，只准保持一副不准出人头地的平凡形象。另一方面， 上述琴家在其活跃时代，也都对虚名不屑一顾，这不但表现为对传统秩序建立者的认同，而且显示出传统文人的清高。然而，遭遇到现代评价体系的时候，他们困惑了，觉得自己的常识受到了挑战。面对新时代的评价体系，他们感到被时代抛弃了。王迪也一样，感到了恐慌，这恐慌源于对新式评价体系的不熟悉。处于两个时代 之间的人觉得，自己活动的岁月不是时候，甚至抱怨站错了时间表。

        50 年代，作为“北京古琴研究会”中最年轻漂亮的新女性，她无疑像天使一样在那座四合院里飘来飘去，也像天使一样被老一代琴家呵护。“北京古琴研究会”时代，老一代琴家内心世界中的朝气蓬勃，恰恰要由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来扮演。王迪扮演了这个角色，获得了宠爱。最重要的是，站立在身边的管平湖，与其说是老师还不如说是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的坐标，一座强大的不可摇撼的坐标。天天看得见这样的意志坚定者，年轻人就绝不会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坚定不移跟着老师一路前行。然而,“文革”以及接之而来的浮躁，作为价值坐标的管平湖不在了，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重建，面对世风，她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危机。面对“有的没理可说、有的无处说理、有的有理也白搭”的尴尬，一肚子委屈和苦水。这是王迪晚年痛苦的根源。

        人们注意到，她没有兴趣在人们面前弹琴了，面对整个社会相遇“非遗”的欢庆场面，她却没有50年代参与大量演出的兴致，社会渴望的目光也没有唤起她抚琴的精神。即使偶然抚琴，手下琴音也不再像50年代那样天真欢快。或许是年龄，或许是沧桑，或许是“冰弦自调”的隐忍，总让人感到，她有一股无以为告的情怀，一种涉足当代却迈不进当代的迟疑窘态。

        为人立传，仅仅记录故事而不能透析传主心理的失衡，将不会塑造一个完整立体、敢爱敢恨的人。我们不仅要把故事加入时间维度加以叙述，还应该把不可见的心理转换为可以描述的行为，以窥见王迪心底隐含的种种难言之隐。这并非是中国文字擅长故事叙述再加西方小说擅长心理表述的另辟蹊径，而是渴望触摸王迪一代人集 体心绪的深度探视。

        她是大胆走出国门的人，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美国长达十个月的经历让她看到了像自己一样的女性学者赵如兰的实际生活。我们无法揣摩她当时的心情，但那个时代到过国外的人的集体回忆，大致可以反映情状，那是一种与国内的贫困对比悬殊的无奈和愤懑。作为杰出女性的代表，王迪取得的成就绝不次于赵如兰，获得的回报却比赵如兰差得何止千万倍。

        我与王迪老师的最后一面，就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讨论学术名誉和生活待遇的问题。如果不打断她，她可以一个上午不停地向你唠叨自己心中的委屈。面对一肚子委屈，我不得不把李文如先生刚刚编辑完成的百余万字的两大册《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拿给她看，开导她说：一个人有没有职称并不重要，留下的作品则会永垂青史。看到厚厚的书稿，她呆在那里，神情木然，翻动书页的双手，突然蒙面，忍不住身体抽动。她好像知道，自己应该把要干的事情干完。我无法回答她关于各种职称的要求，但一位老同事的书稿在那一刻突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优势，成为我无法作答却得以逃脱的理由。

        其实，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我喜欢听到这类牢骚，乐意听到这类的抱怨，牢骚和抱怨让我们相信上一个人的真实。她们常常无私，但也会自私；她们常常崇高，但也会斤斤计较。历史不应该老是把那个时代的人描绘成“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纯洁无瑕”。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像我们一样虚荣、爱面子，喜欢被人称为教授、 研究员。她们有家庭，有希望把超量的劳动付出获得现世报的合理要求。

        我们太轻视“集体成果”名目下的负面摧残作用以及其中体现的“集体不负责”，这些被“英雄集体”鼓舞下默默无闻的工作的人，不屈服于困境，从未放弃国家和个人的理想，别无选择地把自己的劳动全部化为“集体名誉”。“集体成果”确实无法获得成果外围、看得见的“增值”价值量，却传达出了另一参照精神。

        延长琴学生命“物理量”的成果，没有让他们个人获得肯定，却只为了一个集体荣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单位和组织，不计较个人名声，也没有现代知识产权的概念，在单位和个人并非划然相别的时代，司空见惯。这不是单宗个案，而是集体写照。对于那些“集体署名”从而无法分辨个人成就、个体价值的成品，后人应该怎样 说？这类事件引导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政治与个体生命的构成关系，并在那类针对个人的调查和责问中显示的仍无法容忍个性的时代底色。

        王迪参与编辑《古琴曲集》《琴歌》以及上述提到的大量文献整理工作以及大量音响制品的编辑工作，融汇了她全部的生命乃至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甚至没有名分在大众面前获得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尊严。终有一天——现在就等到了这一天——人们才能清楚没有署名的作品中的个体成分并部分理解那些被剥夺的名誉带给个 体的痛苦。很多人都有这种隐痛却不愿意说出来，王迪只不过像一个代表一样吐了出来。我们有资格怪她吗？恰恰相反，反倒是因为她道出了苦水从而让我们获得了了解上一代人的方式，而为提供了这种个体化视角探试历史的途径而感谢她。所以，作为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应该尽可能的把细节记录下来，好让后人认祖归宗，承接血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初衷，也提醒人们不要想当然地把一切成果都简单的归于“集体”而忘记了个人。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2007年，两位女儿邓莹和邓红，将母亲的遗稿《弦歌雅韵》整理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附母亲一生辑录的两盘琴歌。抚稿而思，或许王迪整理的琴乐不能参加那些以个人名义申报的诸类奖项，奖项评选委员会完全有权认定著述不属于个人，受惠人也可以无视原创者的名字，听众也可以不感恩制作者的辛劳，然而，人们喜欢听，喜欢唱，代代不息，那些缭绕与老百姓身边的音响就像生活中的炉边柴、缸中米，杯中茶一样，在岁月静好的日日夜夜，相伴在普通人身边。唯一难以表达的是后代，女儿们无力禁止琴界公众不使用母亲的名字。所以，作为历史记录着，我们应该把学者、琴家王迪的名字，贴在这份温暖记忆的封面。